19世纪末美国“货币托拉斯”流行一时，新的经济学由此诞生

引言

由于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已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于是，美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自由贸易派、保护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等许多经济派别。

20世纪仍然存在着占据19世纪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原理，“经济学是一门演绎性的而不是归纳性的科学”的观点依然受到认可。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经历了更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迫切希望有人提出一种新经济理论。19世纪末的美国，除了鲜明的思想变化之外，更深刻的变化表现在技术上，电学、化学、物理和工程学的发展和创立，推动了大型新工业的崛起。在这种变化中，劳工是最大的受害者，此前引以自豪的技能已经丧失了作用。财富的再分配使这场变化非常明确，这显然是科学和发明带来的结果，它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自然资源得到有利开发，而公司控制的竞争机制使私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古代的游牧经济学是道德和经济相混同的体系，而新经济学的创立需要符合事实并独立于其他领域，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任何针对性，它与正统的神学理论和经济理论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安德鲁·卡内基、洛克菲勒这样的家族企业已经将其他小企业挤到了边缘，建造商手中的控制权已经由金融资本主义的银行家们摩根、雅各布·瑟夫和贝克尔所掌握。

这些大公司拥有结构严密的董事会，昔日的农场主们面临即将被排挤出去的局面，市场发生的变化和科技变革的影响使他们正在丧失立足之地。经济学以高超的技艺与学识推导出经济法则，以此建立一个趋于合理的竞争机制，也只有在这种竞争机制中才能使“经济人”找到一种冲动的享乐主义，并完成“经济人”的合法性发展。在金融方面，特别是1896年出现的自由铸造银币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完全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由于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已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于是，美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自由贸易派、保护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等许多经济派别，这些派别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事实的重要性上保持一致，但这仍不能改变他们对特定问题运用经济法则上产生激烈尖锐的分歧。

在经济改革中，经济学家们没有从经验中总结出新法则，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从欧洲引入经济法则，企图使它适应美国经济改革的需要，这些引入的理论基础则来自魁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体系。美国与欧洲之间虽然在经济条件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在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种差异却显得微不足道。美国能够广泛接受法国和英国提出的经济理论，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像政治思想家们那样显示出自己的创造力，尽管如此在维护私有财产权利方面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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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者与重农主义者在维护私有财产上表现一致，他们从政府的政策中找到一种可以受到保护的安全感，而在保护与自由贸易上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分歧，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美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宪法确立下来，他们认为财产神圣之说能够列入宪法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美国许多著名经济法案，如达特默思学院案、坎塔土地案和斯托里的宪法《评述》都具有这种倾向。塔内在查理士河判决案中曾提出异议，但在桑福特一案中，他又强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的重要性。

自然法融入宪法等于默认了斯宾塞的学说，法官菲尔德的态度决定了自然法的胜利，尽然霍姆斯为此提出抗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有关程序条款还是把依靠司法人员直觉的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进化论对美国社会和法律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但这种影响并没有在经济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在经济思想中一些学者运用了一些新词汇，其思想本身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公司集团式的广泛运用决定了财产在变化中的性质，进化经济学为此具有共同认识。

进化经济学应该使自身适应大公司与个体劳动者之间竞争的实际情况，应该针对生产和技术革命，应该从生产率转向利润，并阐发自己的理论。战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认为，以往适用于不动产的法律同样适用于无形财产，完全自由竞争才更符合市场，他们仍然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来阐述当前发生的现象。热衷于古典经济学概念仍然是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倾向。当时的经济学家威尔斯和沃克就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

威尔斯曾经为政治家们当过经济顾问，他说：“破坏了财产权就是破坏了文明本身，不劳而获在经济中与立法中都不该成立，所以企图通过立法干预以缓解不平等的尝试是徒劳的。”威尔斯认为，激励个人奋进就是对自身匮乏的紧张感，所以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足才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尽管有人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但人们似乎还没有想过财富均等的弊端可能会更加严重。沃克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经济秩序，它就像引力是物质宇宙的秩序一样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萨姆纳承认自由、适者生存和不平等作为一个体系能够充分推动社会前进，并且会体现出人的智慧，反之则会使社会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萨姆纳的放任自由理论从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市场时就已经有了最好的体现。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佩里撰写的《政治经济学》一直被学院广泛使用，他认为，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以接受和提供服务的权利，经济规律对所有人的发财致富之路都不设置任何阻碍。佩里还就劳工问题指出，罢工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中更是有害的，所以他坚持认为立法干涉工资和工时在经济上是禁忌。

亨利·伍德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法则》和另一部流行著作《商业自然》都充斥着自然法。安德鲁·卡内基亦参与宣扬这种自然法的论调，他以自身的成功来展示自然法应有的合理性。他的社会哲学是应当允许积累巨额财富的经济体制存在，而以慈善事业来进行财产再分配以减缓社会的贫富分化。奥尔森·马登将这种观念彻底庸俗化，将它们演化成为个人致富的成功秘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阅读着十几部这样的书籍，品味着书里空虚的话，以展开自己的成功梦想。

宗教人士也对此大加支持，拉塞·康维尔神父撰写了类似的演讲文章《钻石就在你家后院》。而哈伯德的那本著名的《致加西亚的信》更是流行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他成为了商业人士的新偶像，他华丽而市侩的词汇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些书告诉人们只有竞争才会给人们更多的机遇，成功的基础就是勤奋和对美德的尊重。他们大肆鼓吹个人主义，并把竞争降低为最原始的方式，迎合了势利的人们的购买欲。那些广告商和制造商们很好地借鉴了这种方法，并把这种拙劣的表现形式推到了极致。

结语

19世纪末的美国，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财富的再分配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货币托拉斯”流行一时，新的经济学由此诞生。索尔斯坦·维布伦等新的经济学家毅然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对当下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了新的预测，从而确立了以金钱为标准的新经济学理论。新的经济学诞生了。尽管有人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但人们似乎还没有想过财富均等的弊端可能会更加严重。沃克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经济秩序，它就像引力是物质宇宙的秩序一样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